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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樵:身在日本的明清史学家
余姚新闻网 (http://www.yynews.com.cn) 发布时间:2015年08月20日 08:37:21

  人物档案

  杨启樵,祖籍余姚朗霞,1931年出生于上海。1950年赴香港求学。1966年,受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资助,赴日留学,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广岛大学、姬路独协大学等高校。专攻明清史,最初研究阳明学及浙东史学,后转治清代康熙、雍正等史。出版有《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明清皇室与方术》《雍正篡位说驳难》等史学著作。杨启樵在汲修书屋。

  记者 曹婷婷

  日前,祖籍余姚朗霞的旅日著名明清史学家杨启樵教授,再次回到余姚寻根问祖,探亲访友。

  记者借杨启樵教授专程赴朗霞瞻仰由其祖父杨儒鸿创立的姚北第一藏书楼“汲修书屋”之机,采访了这位耄耋之年的学者。

  在读书中得到文学启蒙

  “我原籍浙江余姚,由于家父工作关系,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直至抗战胜利后始归故乡。”杨启樵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1931年杨启樵出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是余姚朗霞人,母亲是上海青浦人。在今年84岁高龄的杨启樵看来,十余载的上海生活不算太久,但影响深远。“因学习第一步就在此跨出,虽然这‘启蒙’教育只限于读书:杂乱无章,见书便吞噬而已。”杨启樵告诉记者。

  杨启樵最早读的是家里原有的几部演义小说,“像《水浒传》,因听过有关故事,翻阅时尚能接受。看《三国演义》则相当费力。至于《红楼梦》,以文字来说,不甚艰涩,诧异的是不能领会,只得释手。”

  “买书价钱贵,幸而当时有书出租,这样总算能满足我的几分求知欲。”杨启樵当时读得最多的有两类:武侠及侦探,“前者中一些好汉,成为小伙伴间的话题人物;后者中,福尔摩斯最吸引人。”

  到了中学,杨启樵转而开始喜欢鲁迅的作品,千方百计借阅,小说、散文都读,尤其喜欢鲁迅那独特的杂文。“那时候读鲁迅的文章,对我之后的学术研究启发很大。”杨启樵说。

  书伴寂寞岁月

  1948年,杨启樵跟随父母由上海返回故乡余姚朗霞。

  “我在故乡逗留了两年。”杨启樵说,“此段岁月最为寂寞无聊,缺乏朋友,亲族中也无年龄相仿的同伴,我默默地过着百无聊赖的日子。”

  寂寞无聊的岁月是如何度过的呢?这就不得不提汲修书屋了。

  杨启樵的太祖父在朗霞经营一家叫做“人寿堂”的中药铺,家庭小康。祖父杨儒鸿好学,自幼便攻读史书,有意仕进。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始中举,已年逾四十。但是,在他中举的第二年,“戊戍变法”失败,还没来得及做官的他也因此无意仕途。于是,他潜心研究学问,并给自己的居所取名为“汲修书屋”,顾名思义是博采众长、汲取养料、修身养性、研文习诗的地方。

  据了解,汲修书屋藏书丰富,种类繁多,从《本草纲目》到《中西算学大成》,从《皇清经解》至《姚江同声诗社三编》,有历代古籍、名家书画、诗稿等近百种,共计上万册。

  大量的藏书,让杨家后人受益匪浅,所受影响最大的当推杨启樵。杨启樵是杨儒鸿的三房孙,自幼立志续承祖父旧业,钻研文史、博览典籍。

  从那时起,杨启樵开始读史。当时他的读书方法很特殊,并非一字不漏地读,不少志、表甚至有些传记也草草一翻而已,《史记》与《汉书》、《新唐书》与《旧唐书》等书两两对比着读。

  在汲修书屋的读书生活,因杨启樵上县城读书而中止。

  “在我闯进汲修书屋后,无意中发现大伯父的一口书柜,内中有许多日语书籍,证明他曾有留日打算。”也正是这样,杨启樵的心中萌发了留学日本的念头。

  在港边工边学

  1950年,杨启樵的父亲失业,杨启樵失学。当年5月,在亲戚的帮助下,杨启樵前往香港,一住便是十余载,直至他赴日本留学。

  最初,杨启樵在英语专科学校攻读,之后,考入新亚书院文史系(现香港中文大学)。当时,钱穆先生是校长、研究所所长兼文史系主任。

  “当时亲戚经济状况不佳,我虽考取大学,却无法援之以手,生活窘迫,幸亏及时找到了工作,解了燃眉之急。”杨启樵说。

  当时,香港经济并不兴旺,找工作不易,对于二十岁还不到的杨启樵来说,很难谋职。幸运的是,香港有家综合性的大型出版机构,称作“友联”。发行多种刊物,有议论天下大事的《祖国周刊》,有以大中学生为对象的《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等。杨启樵很顺利地当上了助理编辑。至于原因,杨启樵告诉记者,被录取前他已在“友联”的刊物上发稿了。

  在总编辑的指导下,好学的杨启樵迅速学会了如何编辑,譬如算字数、加插图、画版样、退稿、索稿等等。初任助理编辑的杨启樵,一年中连升两级:编辑、副总编辑。在友联的工作,直至杨启樵考入新亚研究所。

  1961年6月,杨启樵即将毕业,他的前途面临选择:留在新亚研究所,走上学术道路,或者离所,从此与学术诀别。

  “有一天,导师牟润孙教授忽然来电,要我速去他家一趟。一进门,牟先生就对我说,‘你有转机了!’他解释道,‘刚才审查论文,你的那篇《明代诸帝崇尚方术及其对于政治的影响》,钱先生很欣赏,要跟你谈谈。’”讲到这,杨启樵眼睛都亮了。

  “数日后,钱穆先生将我叫到校长室,笑容可掬地说,‘你的论文我从头到尾读过了。题目很好,内容充实。一看就知道你读过许多书,用过一番心思,你的文言文相当有功力。稍微不妥处,我都替你改了。怕弄脏原稿,所以用铅笔改的。’这份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已超过半个世纪。我就此走上学术道路,这一幕,至今仍萦绕在眼前。”杨启樵感慨道。

  受钱穆启发赴日留学

  留学日本也和钱穆先生有关。“当时同学们留学,几乎清一色地选择美国,我想更换一下。”1965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通过新亚研究所,招募有意去日本留学的所员,杨启樵考取了这一项目,第二年赴日,“万万想不到,一住就是将近五十年。”

  杨启樵在日本研修的机构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那纯粹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虽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分别,却不招生、授课,而是分为许多小组,共同研究,有考古、美术、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当时,杨启樵的导师是岛田虔次,他的专长是明代思想及辛亥革命等。

  “我原本对日本人并不抱好感,但亲身体会以后,方知心怀叵测者,仅是一小撮人,大部分人善良、好客。”杨启樵说。

  留日两年后,杨启樵考入京都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商请哈佛大学延长两年津贴。四年后,博士课程行将修完前,杨启樵已获得广岛大学文学院的聘书。

  此后一教就是17年,直至1987年,因姬路独协大学的友人竭力邀请,杨启樵才转校。

  专心文史研究

  在广岛大学,因为非日本籍,杨启樵就作为外籍教员任用。上课时间不多,且不须参加行政杂务,使杨启樵有充分的时间整理雍正史料,撰写论文。

  “我一早就舞文弄墨,大学一年级开始‘卖文’为生。一般同学均等待家中汇款来接济,我是一取得薪水,就赴香港银行寄家用,给在家乡的双亲。上世纪60年代初,大陆发生灾荒,除了寄款外,还寄食粮,甚至于糖精、味精、毛巾、雨鞋等。”杨启樵笑着说,“最初写文章并不纯粹为学术,索取稿酬的因素不是没有。”从小写作为杨启樵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6年杨启樵到日本后,由明史研究转到清史,又增加对档案的研究,将舞台转移到台北,潜心于《宫中档》。

  1981年起,杨启樵频频涉足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掘此中宝藏,诸如康熙传位雍正遗诏、清皇室玉牒以及《活计档》等。1981年,杨启樵出版了《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一书,获得海内外学术界好评。随后,他又相继出版了《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明清皇室与方术》《雍正篡位说驳难》等十余部史学著作,引起学界热烈反响。

(来源:余姚新闻网-余姚日报 编辑:张洁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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