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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渔民和他们的捕鱼生涯
发布时间:2020年11月18日 09:32:04 新闻热线:62726789 , 62735052 | 返回首页 | 逛逛论坛

  余姚新闻网讯(姚界客户端记者 张敏)夕阳西下,渔歌唱晚。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姚江流域曾经千帆过尽,捕鱼打网热火朝天。不知从何时起,姚江流域的渔船和渔民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到了现在,很少有人会去惦念那群以江河为生的“手艺人”。近日,记者采访了姚江流域的三位渔民,从他们的口述中,回望江河捕捞业的辉煌,以及展望越来越明晰的未来。

陈可品家门口就是“小码头”,那里安置着他捕鱼的大部分“家当”。

  下水

  56岁的陈可品居住在凤山街道九垒山村,他家就在姚江边上,出了门,过条马路,就到了“小码头”。“小码头”边上停了四艘船,其中一艘就是陈可品用了多年的木船。

  23岁下水捕鱼,37岁“养网箱”,41岁“拆网箱”,49岁加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56岁在家“享清福”,陈可品的人生轨迹,和我市渔业环境变迁的轨迹相重合。

  23岁以前,陈可品在“砖厂”干活。砖厂的活很累,收入一般,“16岁时,我一年的工资仅够买一辆海狮牌自行车和一只钻石牌手表。”陈可品说。

  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为了改善生活,陈可品琢磨着改行。在当时,很多人都在下水捕鱼,陈可品算了下,一年到头捕鱼的收入要比在砖厂干活高出一倍多。于是,23岁那年,陈可品买来一艘水泥船,找了个搭档,下水捕鱼去了。

  和陈可品“半路出家”不同,60岁的胡成龙那时是“子承父业”。“我爷爷和爸爸都捕鱼,所以到我这一代,自然而然就把捕鱼当成主要的谋生手段了。”胡成龙说。

  胡成龙下水年龄比陈可品小,在他16岁那年就跟着人在当时的“丈亭渔场”捕鱼了。不过,他的捕鱼生涯仅维持了两个月。“做了两个月,我又上岸去了,冲着比较稳定的收入,去了一个五金厂。”胡成龙回忆说,在五金厂他一干就是4年,4年后,五金厂倒闭,他又重操旧业,撒起了渔网。

  “第二次下水和第一次不同,第一次我们国家还没有改革开放,渔获都要上交给供销社,第二次下水时已经改革开放了,买卖自由,渔获都可以自己卖了。”胡成龙说,这让他对生活有了更多的盼头,他也从此一心扑在了捕鱼上。

  胡其军是三人中下水年龄最小的,14岁那年,在父亲的陪伴下,他开起了水泥船,开始在姚江流域捕鱼,对他来说,这种“祖传”的手艺学起来轻而易举,长期的耳闻目染,让他在少年时就对捕鱼的关窍驾轻就熟。6年后,胡其军和父亲分开“单干”,他的整个青春期,都在姚江上度过。

  为了生活

  不论是陈可品,还是胡成龙、胡其军,他们下水捕鱼的初衷都是为了生活。

  刚开始,三人的水泥船差不多5米长0.8米宽,一船渔获能有几十元至上百元的利润。“那时候鱼不仅种类多,数量也多。”陈可品回忆说,“江里有鲤鱼、河鲫鱼、花鲢、白鲢、黄钻(鳡鱼),还有洋花鱼、菊花鱼,都是野生的。”

  “那时候一网下去总能捞起很多鱼,就算黄钻鱼难抓,我有一天也捞到过37条。”胡成龙说。由于渔业资源丰富,渔民捕鱼用不着花上太多的时间。陈可品等人从早上七八点钟出门,下午三四点钟就能回来,改革开放后,就有人专门上门收购渔获,陈可品等人也不用愁鱼的销路。

  日子就在一天又一天的捕鱼作业中红火了起来。胡其军变成了那个时代少有的“万元户”,陈可品渐渐有了一笔积蓄,在2001年的时候,陈可品搞起了渔业养殖。

  养殖第一年,陈可品“小试牛刀”,投资4万元投放了80只网箱,网箱里主要养殖花鲢。“网箱养殖比较省心,平时不太用去管它,差不多一年后,就有收获了。”陈可品说,“一年后就有宁波批发市场的人找上门订购,每只网箱‘眼睛闭闭’就能赚1000元左右。”

  然而,好景不长,后来由于水质等问题,陈可品网箱里的鱼死了不少,不仅没有赚钱,还亏了不少。2005年,按照相关政策的规定,陈可品将本就无钱可赚的网箱拆了,又将生活的重心放回了下水捕鱼上。

  和陈可品的选择不同,胡其军在拆除网箱后,转而干起了实业,创办了一家五金企业,此后,捕鱼对他来说,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种兴趣爱好和对过往的一种回忆。

陈可品前一天捕了几条鲤鱼回来,养在江边。

  行业自救

  2005年,渔业方面的政策调整,捕鱼必须要有渔业捕捞许可证,陈可品和胡成龙拿到了渔业捕捞许可证,加上船员证和船舶检验证书,成为姚江流域为数不多获得官方认证的渔民之一。

  彼时,陈可品和胡成龙都40岁出头了,旧时的水泥船因为安全性能较差而被时代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轻巧的木船。一年到头,他们各自赚取的“毛钱”差不多有10余万元。其间,陈可品给自家建起了两层小洋房,包括装修花去了60万元钱,捕鱼给他和其他渔民的生活带来的改善,仍在持续着。

  然而,到了2010年以后,随着渔业生态环境的改变,江河里的鱼渐渐地少了起来。

  “鱼少了,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捕鱼,还不一定能捕到。”陈可品说,“打个比方,花一样的时间,早些时候能抓20公斤至30公斤各种鱼类,现在,只能抓到5公斤的河鲫鱼,差别有点大。”

  陈可品和搭档、同行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常常分析江河里鱼减少的原因。“说起原因的话有很多好说,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有几个,一个是水质不稳定,时好时坏;第二个江河里的水草都被打捞光了,鱼下卵特别是河鲫鱼、鲤鱼放籽没地方放;第三个原因是鱼种自然退化;第四个原因就是近年来喜欢钓鱼的人越来越多,这对我们肯定也有影响。”陈可品说。

  为了行业“自救”,陈可品等人于2013年加入了余姚市三场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这个合作社里一共有16户人家,每户人家出资一笔钱用于购买花鲢鱼苗,每年往姚江里投放。

  “我放了5年,效果是有的,鱼比之前多了点。”陈可品说。

  尽管如此,随着2016年姚江流域开通航运,陈可品能捕捞到的鱼,不管从数量上来看还是种类上来看,和上个世纪没法相比了。

  “主业”变“副业”

  人要不停地适应环境,行业也是如此。

  近年来,陈可品等人没有将捕鱼作为谋生的“主业”了。陈可品的家人在菜场租了一个卖水产的摊位,那些被捕捞上来的鱼都在摊位上售卖。“一年到头,我们家家庭收入也有二三十万元了。”陈可品说。

  胡成龙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他还是不愿意让船歇着,偶尔还会出船跑跑。“我们家不愁吃穿,现在捕鱼就是为了自己高兴,我捕捞了大半辈子的鱼,让我一时半会放下来我也放不下,这样挺好,想下水了就下水,想上岸了就上岸。”胡成龙说。

  从政策层面来说,渔业捕捞许可证只能过户,陈可品等人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基本上没有“传”给下一代,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姚江流域上渔歌唱晚的景象将不复存在……

陈可品的渔业船员证书。

  深一度

  捕捞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004年以前,整个余姚只有两个渔业队,分别是姚江三场渔业队和姚江渔业股份合作社。2004年至2005年,渔场转制,余姚渔民需要凭证捕鱼。当时,整个余姚只颁发了60本捕捞许可证,2013年又增加了33本,一人一本,对号入座。目前,我市只有93位渔民拥有渔业捕捞许可证,可在姚江大隐网滩(晒网的地方)段至上虞永思桥的流域内进行捕捞作业。

  我市每年对持有余姚内河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渔民进行生产性补助(俗称柴油补助)。同时,对每位持证渔民生产安全进行互助保险,保险费用由宁波、余姚两级政府补贴40%。

  未来,由于渔业资源、渔场以及相关产业萎缩退化,渔业捕捞许可方面的相关政策持续“收紧”,这也意味着,姚江流域的渔民将会越来越少。

  近年来,市渔政管理站不断出台举措保护渔业资源,并加强执法巡查。该站以陆上巡逻与水上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联合巡查,每年清除不利幼鱼成长的地笼等渔具500余只,收缴电鱼工具100余套,立案20余起;开展增殖放注活动,每年宁波与余姚两级政府在姚江投放鱼苗种2000万尾;加强宣传,提高人民保护渔业资源的认识。

(来源:余姚新闻网-余姚日报 编辑:鲍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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