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温州银行业联合发起对民营企业不盲目抽贷压贷、降低融资成本倡议，政银企三方联手奏响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大合唱”，这在当地引得民营企业家纷纷点赞。刚刚签订亿联温州区域总部回归协议的亿联控股集团董事长严立淼说：“温州频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举措，让我们真正顺心、安心、舒心、放心。”

在刚落幕的2018世界温州人大会期间，包括亿联控股在内，25个温商总部回归项目集中签约，将“家”迁回温州，总注册资金近25亿元，今年年底注册开工到位，可产生年税收12.8亿元，加速推动温州人经济与温州经济互动融合发展。

温商“领头雁”的抱团回归是温州以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为契机，在全市开展营商环境提升年行动，为企业提供“有求必应式”服务，招大引强的一个缩影。

温州拟定《加快温商总部经济项目入驻工作方案》，绘制在外温商招商地图，梳理出各领域龙头企业近200家，组建招商小分队，排摸、跟盯项目，再根据企业影响力、项目落地条件、预期效益等指标，好中选优。签约后，项目全部纳入签约项目库，实行全过程跟进、销号制管理。

为确保项目无障碍落地，温州搭建温商总部回归项目联席会议制度，各属地一把手跟盯进展，成立一个服务专班，由项目所在地政府主要领导牵头项目立项、前期审批、企业注册、土地招拍挂、政策兑现等工作；选派一名科级以上干部担任项目经理，提供全程代办；开通一条绿色通道，国土、地税、市监等八大部门协调确保项目顺利开工到位。

除了对项目实际困难“有求必应”，当地政府部门主动出击，将服务触角深入企业发展所需的方方面面。在温州滨江商务区，总投资4.67亿元、总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世界温州人家园专设温商回归示范园，项目“拎包入住”后，不出大楼，就能共享广聚全球智慧的信息中心、资金中心、项目中心和人才中心服务，享受落户奖励、财政奖励以及租金减免等政策。

温州还于11月13日推出“降本减负42条”，连续三年每年为企业减负100亿元。对B类企业中拟上市企业、重大温商回归(招商引资)企业(项目)等九类重点支持的企业或项目，税费负担减免幅度提高至90%。暂未实施综合评价的企业，按亩均税费贡献分别给予50%至100%的减免优惠，并实行无需申请的自动减免方式。

营商环境不断提升优化之下，当地逐渐形成了世界温州人回温发展、非温籍企业投资温州的生动局面。今年前三季度，温州累计完成到位资金384.5亿元，新引进项目176个，其中计划总投资亿元以上产业项目61个、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10个。

（来源：浙江在线 编辑：张瀚之）

秋收时节，江南一片繁忙景象。之江大地，处处活跃着科技特派员的身影，他们跋山涉水、走村入户，给农民送技术、解难题。

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三农”思想的重要发源地。2003年，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关心指导下，我省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15年来，成千上万名科技特派员穿梭山林、躬耕乡野，带领全省农民走出了一条科技致富之路。

新时代勇担新使命。十九大以来，浙江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科技特派员开启了新服务征程。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们像一个个“智慧侠”，用亲身实践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为推动我省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不忘初心

点亮“三农”科技之光

秋阳高照，杭州市淳安县枫树岭镇的杭白菊又开了，星星点点的小花将山间乡镇装点得分外美丽。省中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俞旭平惦记着杭白菊的收成，亲自跑到现场，带着村民采收、加工。在枫树岭镇，这样的“惦记”已经延续了15年。

2003年，我省启动科技特派员制度，101位来自省农科院、浙江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国家及省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特派员踏上征程。俞旭平被派往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山乡枫树岭镇。

“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干下去。”踏过泥泞土地、经历风吹日晒，15年来，俞旭平在枫树岭镇积极引进中药材新品种、新技术和投资项目，培育农村合作组织，帮助乡亲们种起了栀子树、杭白菊等特色中药材，让偏僻山乡变成“中药之乡”。2017年，全镇中药材总收入比2003年增加了5倍多。

把学问做在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大山深处，是我省科技特派员的真实写照。15年来，他们带着科技成果走入山野乡间，指导农业发展，他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带领农民奔向小康之路。

2007年，省农科院研究员徐丽红作为科技特派员扎根丽水市庆元县，用自己的专长为当地主导产业提供质量检测服务。她解决了庆元灰树花产业发展中铅超标等难题，带动菇农建设灰树花示范基地，年产值达500万元。

15年来，全省1.56万人次个人科技特派员、19家法人科技特派员、354个团队科技特派员活跃在乡村一线。他们牢记使命，始终如一，在全省累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4万余项次，技术培训12万多场，培训670多万人次，成为点亮“三农”发展的科技之光。

勇于创新

架起多元帮扶桥梁

在武义县壶山街道上端头村，层层叠叠的茶树镶嵌在山水间。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就“藏”在这一片茶山中。这里生产的菌棒会送到当地村民手中，帮助他们奔向小康。这家企业的诞生得益于我省不断创新的科技特派员制度。

2005年，浙江全省(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2008年起，我省开始逐步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以法人和团队身份与地方结对、统筹服务地方优势产业。

省农科院蔡为明研究员团队是我省首批团队科技特派员之一。2008年，他带领团队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入驻武义开展科技创新创业。在当地，他们入股创办了武义创新食用菌有限公司，规划建设了武义食用菌产业区域创新服务中心，与当地菇农、专业组织共谋发展。10年来，团队带动当地新建专业化菌棒生产线20多条，累计推广菌棒近2亿袋，惠及全县90%以上菇农，增收超亿元。

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之江大地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为乡村发展撑起一片绿荫。

15年来，我省科技特派员制度发展由点及面，架起了多元帮扶桥梁。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我省形成了“科技特派员+企业+农户”“科技特派员+协会+农户”“科技特派员+示范基地+农户”等多种服务模式，建立了131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技特派员创业产业园和产业示范基地，有效推动了我省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此外，我们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省级个人科技特派员项目经费补助标准，从制度层面保障科技特派员工作落到实处。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省级个人、团队和法人科技特派员工作的第三方评价，根据绩效评价确定下一轮派遣名额和形式，确保科技特派员工作更有成效。”省科技厅副厅长曹新安表示。

接续奋斗

加速推进乡村振兴

如今的浙江乡村，处处绿水青山、道路平阔、屋舍俨然，村里人安居乐业，城里人前来感受诗与远方。

2015年，我省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全部“摘帽”。浙江在全国率先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省科技特派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我省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任务的提前完成，我省科技特派员的工作重心由原来的带动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逐步变成了助力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专业领域由农业逐步向其他产业领域拓展。2017年，非农专业科技特派员占比达到13.6%。

15年春华秋实，哪里需要科技的力量，哪里就有科技特派员的身影。

丽水市青田县祯旺乡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乡。2006年以来，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省科技特派员张建依靠科技，大力推动当地毛竹、食用菌等产业发展，让当地村民增产增收。

这几年，如何利用好乡里的绿水青山资源，成了张建关注和思考的新问题。2011年，他带领乡村干部、毛竹种植大户前往安吉学习竹产业和美丽乡村建设经验。乡里得到启发，采用竹篱笆美化主干道，在污水处理池上建成以竹和笋为主题的休闲公园。如今，“高颜值”的祯旺乡已成为青田县美丽乡村建设的先进典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

之江大地一个个乡村的蝶变，诠释了我省科技特派员制度为浙江乡村振兴注入的深厚力量。

当前，在全省着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我省科技特派员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己任，重新定位、再次起航，为我省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强大动力。

（来源：浙江在线 编辑：张瀚之）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17年度《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实施情况考核结果，有9个省份被评定为优秀，其中，浙江省连续第二年获得优秀。

“水十条”考核内容包括水环境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和水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等内容。2017年，浙江103个地表水考核断面均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还完成一级A提标改造城镇污水处理厂48个、城镇污水配套管网建设3000公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制村3790个等重点工作。

今年，浙江全面开展“污水零直排区”创建等十大专项行动，多项任务已经提前完成年度目标。

（来源：新蓝网 编辑：张瀚之）

在发展和传承“枫桥经验”中，浙江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基本出发点，让人民群众成为基层治理的直接参与者、最大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也使“枫桥经验”历久弥新，永葆活力。

挖掘基层“服务队”化解矛盾接地气

在嵊州三界镇联合大调解中心，有一对正在调解的当事人。他们是因为遗产分配问题发生了矛盾，嵊州市三界镇“村嫂志愿服务队”的朱李亚通过耐心疏导，不到一个小时，让双方握手言和。

“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们心里也是很开心的。”嵊州市高新园区(三界镇)南街村村嫂志愿者朱李亚说。

目前，嵊州市已有“村嫂志愿服务队”506支，志愿者达到11000多人。为提高这些村嫂化解矛盾的能力，嵊州市还特意为她们量身定制了学习课程。

嵊州市妇联副主席王中萍告诉记者：“因为她们是村里一员，对村情、民情更了解，所以在基层治理方面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正是“枫桥经验”的初心和力量所在。在桐乡，各村以党员、小组长、村干部为骨干，建起了百姓议事会、道德评判团和百事服务团，广泛发动村民参与到基层治理中去，全村实现矛盾纠纷零上交。

在杭州余杭区，1600余名专职网格员和3万余名兼职网格员，分布在全区1462个网格内，形成“人往格中去，事在网中办”的良好氛围。

“他们如果协调不了的问题，会逐级上报，如果再协调不了，还可以通过街道这个大联动的平台，一起把问题处置掉。”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西大街社区党委书记沈慧霞说。

浙江各地“事事有人帮”让“枫桥经验”永葆活力

55年来，“枫桥经验”不仅在浙江落地生根，还不断赋予新的内涵。瑞安市针对新居民众多，矛盾纠纷频发的现状，引导新居民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打造“乡音调解”。金华市婺城区新狮街道勤俭社区地处浙江师范大学东门，居住了近200名外国留学生。新狮街道创新建立了“六方协作”机制，已服务500多人次，调解涉外矛盾纠纷72起。

“在今天我们如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我觉得就是要通过‘大事一起干，好坏有人判，事事有人帮’的种种方式、方法来激发社会的活力，从而实现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说。

（来源：新蓝网 编辑：张瀚之）

2016年11月，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批复浙江省建设首个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9月27-29日，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对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进行中期评估，我作为专家组成员全程参加了评估工作，对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已成为浙江聚焦聚力高质量、聚焦聚力竞争力、聚焦聚力现代化的新动能和加速器有了更深的认识。

浙江省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建设取得的成效，得到了中央网信办领导和评估专家组的高度肯定，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积极争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奠定了扎实基础。

浙江是数字经济发展先发地。在2003年1月召开的浙江省十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数字浙江是全面推进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数字浙江”建设成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2003年9月发布了《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2003-2007年)》。

我曾有幸参与了《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的前期研究，负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浙江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课题研究，该课题系《数字浙江建设规划》重大招标课题的两个分课题之一。

回顾15年来的变化，这个课题研究的内容，既是当时浙江产业信息化的关键问题，也与当前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具有直接关联。打造全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对克服浙江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具有广泛和直接的促进作用，是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主战场。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关键

(一)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增长的重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明确和丰富了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深刻内涵。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关键在于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对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驱动作用。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广泛渗透融合形成的融合部分(主要是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主体。2007年之后，我国数字经济融合部分依托于量大面广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旺盛需求，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逐年提升。

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占数字经济比重由2005年的49%提升至2017年的77.4%，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7%提升至2017年的25.4%，融合部分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达79.2%，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在浙江，2017年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占数字经济比重也提高到76.4%。

(二)产业数字化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

我国实体经济正在经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传统“小、快、灵”的生产方式已无法适应精准化资源配置、自动化组织生产和网络化企业互联的趋势。

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引导的“新工业革命”，既为实现实体经济转型和跃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机遇和方向性指引，又为推动这样的转型和跃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和技术手段。

数字技术与自动化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数字化智能生产方式，可以渗透、运用到几乎所有的产业和行业，并围绕信息智能技术形成新的产业组织生态。

产业数字化对内生性、长远性的经济存量提质增效和内涵式发展具有巨大作用，是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的基石，是我国经济抓住数字智能时代转换重大历史机遇重塑新的国际竞争力的支撑。

(三)产业数字化是全面协调建设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的主战场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主体和重点。

数字产业化与数字技术人才集聚、创新载体、平台资源等有着直接的关联，使得部分不利于具备这些资源的地区难以发展数字产业化。但产业数字化相对与人才、技术、平台等资源的依赖不是那么严重，区位条件相对不利的地方一样可以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

浙江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较明显的不均衡问题，杭州、宁波、嘉兴、金华等地区发展较快，特别是杭州的数字经济全国领先。数字产业化主要集中在杭州，2018年前三季度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856亿元，其中杭州为2224亿元，占全省的57.7%。

如果说数字产业化，杭州集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而产业数字化则不是杭州的专利，其他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应该聚力聚焦在产业数字化，把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广泛渗透融合作为主要着力点，这将形成浙江数字经济发展的巨大空间。

(四)中小企业是产业数字化的主体和基础

我国中小企业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产业数字化的主体。

浙江具有中小企业集聚发展的特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运用，引致产业发展条件和市场需求特征产生重大变化，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所处的产业地位因而发生逆转，数字化时代形成了开放、多元、网状分工、相互合作竞争的产业组织格局，自主性、独立性、灵活性不断增强的中小企业及其群体，正逐渐成长为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区域产业组织创新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不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生产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出口严峻等问题，迫切需要通过数字智能改造实现传统业务的转型和新业务的开创与增长，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浙江产业数字化的成效与不足

(一)成效与优势

两化融合总体水平保持领先。加快传统产业“互联网+”、“标准化+”、“人工智能+”等模式创新，2017年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二。

扎实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建设，截至2017年底，全省共创建省级“两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试点区域54个，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发展示范企业107家、试点企业68家。2013年以来，大力推进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的“机器换人”，全省在役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6.4万台。

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不断夯实。2017年制定实施十万企业上云行动计划，到今年9月全省上云企业累计达23万家。着力开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融合示范试点，通过系统构建网络、平台、安全三大功能体系，打造人、机、物全面互联的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实现产业上下游、跨领域的互联互通，形成产业数字化的新兴业态和应用模式。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浙江省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国家示范区建设，浙江率先推进建立“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和行业联盟，阿里云、中控、之江实验室共同参与supET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建设，ET工业大脑已经成功服务了中策橡胶、正泰新能源等数十个工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帮助企业创造利润数十亿元。

行业创新快速涌现。以电子信息制造、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为代表的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探索和实践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制造新模式，加快转型步伐。涌现了一批研发设计协同化、生产过程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等模式，并且正在快速带动同行业和上下游企业创新发展。

电子商务持续发展，全省有活跃网点74万家，截至2017年底，累计建成城乡电子商务服务站3.34万个，其中农村服务站1.64万个，电子商务进万村工程取得明显成效。配套制造业的金融、物流快速发展，中国首支产业供应链基金在杭州成立，浙商银行宣布成为国内首家智能制造服务银行，以菜鸟和传化物流为代表的第四方物流平台已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

数字化服务支撑能力逐步加强。浙江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综合指数居全国第3位，已培育发展了一批信息工程服务机构，覆盖智能硬件、网络设施、云服务和大数据、软件和应用服务等领域。

云计算服务能力快速增强，已具有30多家云平台服务商、200多家云应用服务商。阿里“淘工厂”集成整合了海量企业的制造能力，实现一个订单网络化协同加工，携手工厂、电商卖家一起打造柔性化供应链。

(二)存在问题与不足

对产业数字化的认识存在偏差。

一是部分地区对数字经济缺乏正确的理念，认为数字经济是高科技，当地条件不够，存在畏难情绪，没有从产业数字化内生性、融合性、广泛性、长远性的提质增效作用加以认识，缺乏积极性。

二是一些地区对发展数字经济缺乏因地制宜的规划与推进举措，热衷于关注引进大项目，对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性、适用性和持续性考虑不足。

三是政府政策扶持偏向锦上添花，重点示范企业能够获得多渠道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而一般中小企业却难以享受这些政策。

区域、行业、企业发展不均衡。

从区域来看，杭州一枝独秀，宁波、嘉兴、金华等地区发展也较快，但半数以上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低于30%。

从行业看，以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数字内容为代表的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较高，在生产领域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大部分制造业和农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总体不高。

从企业看，一批传统产业的龙头企业成为智能制造、智能物流、数字文创产业的标杆，但大多数中小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尚处在起步阶段。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与内生动力不足。

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一些大型龙头企业和示范企业，还没有实现较大面积的推广。

企业上云行动还主要局限在企业单体层面应用上，大部分企业在研发设计协同化、生产过程智能化、能源管控集成化、服务模式延展化和个性化定制等方向为重点的数字化转型尚处在较低水平。

大多数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投资回报周期长、转换成本高，普遍存在数字化转型顾虑多拍板难、推动数字化技改形成合力难、技改投入能力弱、技改后数字化生产线维护难等问题，缺乏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支撑能力不够强。

工业互联网基础体系尚不完善，核心平台、核心工业软硬件、工业云和大数据平台、系统解决方案供给能力、信息安全等领域有待全面提升。

现有的信息工程服务公司和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还不能满足各行业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

行业大数据平台缺失，企业间数据的交换、融合尚在初始阶段，政府公共数据面向企业开放的程度还不高，应用潜力和开发价值有待全面释放。

数据资源的挖掘利用程度不深，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数据驱动产业升级路径。信息安全特别是私有云和公有云的安全问题压力增大。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与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强谋划分步推进

提高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地方政府对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中小企业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背景下的产业及产业组织、产业治理与产业组织新生态的理解至关重要。

过去发展地方经济，地方政府通常更重视大企业，希望更多地从区域外部直接引进大资本、大项目，通过地区间招商引资竞争不断扩大区域经济增量。

现在，地方政府应着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推进区域内经济存量提质增效和产业能力升级，营造、优化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健康成长所需要的、服务导向的适宜环境，以数字化技术和产业链协同为中小企业技术赋能、组织赋能和管理赋能。

在产业数字化推进战略上走在前列。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模式和路径”课题组得出的研究判断(2018年3月)，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8-2020)：数字化转型试点

第二阶段(2021-2025)：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第三阶段(2026-2030)：企业内到行业的集成

第四阶段(2031-2035)：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

浙江要全面建成全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必须在推进战略上先行一步，也就是做到第一阶段(2018-2020)：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第二阶段(2021-2025)：企业内到行业的集成；第三阶段(2026-2030)：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

不仅杭州等数字经济先发地区要率先垂范，各地都要加快步伐，积极行动，明确本地区的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着力从以企业、项目试点为主的阶段向较大面积推广为主的阶段转变。

在产业数字化实施步骤上循序渐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是需要持续奋斗才能实现的过程，在实现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和障碍，政府既需要引导企业在顶层设计的指引下坚定信心、明确路径、加快行动，又要因地制宜、因“业”制宜，采用化整为零、逐步突破、步步为营的推进之法，一步一步扎实干。

政府既要为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排忧解难，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要发挥政府及机关部门的服务与监管职能，加强对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的监督把关，加强对各方权益的依法保护，做到服务既不失责、加强适度监管而不失管。

(二)以政府数字化转型助推产业数字化

打造最佳营商环境。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力推广应用“浙政钉”和“浙里办”，加快实现“掌上办事”、“掌上办公”。

构建统一协调、互联互通的政务服务体系，探索政务服务“零上门”机制，撬动各级各部门减权、放权、治权，推动政务服务体系从“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向线上线下并行，最终实现“网上办事”的线上服务为主、“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线下模式为辅的政务服务供给格局。

通过巩固“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成果，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企业登记前置、后置审批目录，严格履行“双告知”职责，简化流程，下放登记权限，深入推进审批便利化，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便利服务。

推进政府数据资源开放共享。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加快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数据资源共享和联办事项系统平台建设，建立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政府数据采集机制，推进市大数据中心建设，完善人口、法人、证照、信用等基础数据库。

制定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目录，依托云平台搭建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数据服务。

促进政府数据资源应用创新。

完善和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数据资源社会化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平台开放使用等方面的管理机制。

强化政务大数据与企业、社会大数据的汇聚融合和关联分析，推动产业、财税、商务、金融、科技、人才等领域大数据的挖掘汇聚利用，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政务大数据与企业、社会大数据融合共享的政策机制。

利用大数据强化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监管，对失信行为进行预先控制和过程控制，以审慎包容的监管机制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三)创新产业数字化扶持政策

创新财政扶持政策。

新昌县扶持数字化制造发展的政策从传统的扶持牵引转向免费体验模式，从智能制造专项资金中拨款与陀曼智造公司出资共同成立小规模免费体验专项基金，让企业免费体验开展数字化改造带来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人工成本与能耗等方面的变化，引导企业主动投资实施全面改造。

这种做法值得借鉴。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出台政府采购支持政策，鼓励数字化转型软件和解决方案首试先用。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专网降费用、提速率，努力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

创新金融扶持政策。

发挥政府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作用，引导企业资本投入数字化转型项目。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推出“融资、融物、融服务”的产业数字化金融解决方案，强化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金融扶持。

推广供应链金融服务，降低供应链整体管理成本。盘活现有资源，加强对产业数字化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成果转移转化、基地和开放平台建设、创新应用示范等的投融资扶持。

创新人才扶持政策。

强化产业数字化高精尖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和基础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加大力度培养企业首席信息官(CIO)或首席数据官(CDO)、职业技术人才，并给予相应的人才优惠政策。

推动高校设立企业数字化、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相关课程，积极建设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实训基地，依托各类社会培训机构开设各类数字化转型的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构建数字化人才立体式培养体系。

针对部分地区数字化人才缺乏的情况，拟采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思路，利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积极用好上海、杭州等地的人才资源。

(四)提升产业数字化服务支撑能力

培育数字工程服务公司。

面向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加快培育浙江本土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加强适应重点行业特点和需求的产业数字化优秀解决方案研发和推广普及。

增强面向中小企业的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系统软件的研发和产业化能力，加强软件定义和支撑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

创新工业云服务内容与模式，推动工业设计模型、数字化模具、产品和装备维护知识库等制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形成一批工业大数据解决方案，构建以新型工业操作系统和工业APP架构为核心的智能服务生态。

创建产业数字化服务平台。

依托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龙头企业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加快传统开发区(工业园区)数字化改造，提升园区信息基础设施和大数据服务水平，打造智慧园区。

开发应用小微企业园、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等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实现软硬件一体化部署，提升园区智慧管控和服务水平，促进企业分享研发和生产能力，实现协同创新、协同制造、协同发展。

保障产业数字化网络安全。

针对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意识和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加强网络安全教育、提升企业网络安全风险防范和数据流动监管水平的同时，要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监督检查。

面向互联网、工业、金融、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安全态势感知和持续防御能力，全面提升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保障能力。

（来源：浙江新闻 编辑：张瀚之）

视觉中国供图

民营经济有多重要？11月9日，杭州市召开动员大会，一口气发布了三个文件，被认为是杭州“史无前例、最富含金量、最具改革力度”的政策组合拳。

这套组合拳，一拳出在“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一拳重在“产业平台高质量发展”；还有一拳击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上全面开展“走亲连心”、帮扶解困等活动，背后正是杭州市的拳拳之心：让杭州的民营经济长板拉得更长。说白了，就是帮助民营经济发展实现三个字：高质量。

为了达到“高质量”，杭州自设高标杆：用3到5年的时间，争创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力争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平台建设、开放合作发展、绿色循环生产、现代企业治理等五个方面，做到全国领先示范。

2004年11月7日，中国民营经济强市市长·西湖论坛在杭州开幕。在那时，来自全国主要经济区域的民营经济强市市长，已在杭州就促进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展开讨论。视觉中国供图

争创全国领先示范

是时代使命更是独特机遇

杭州争创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是在特殊节点上，对时代命题作出的积极回应。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舆论场的杂音、噪音也不时出现。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当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扩张速度会放缓，但消费结构全面升级，需求结构快速调整，对供给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向、娃哈哈，到数字经济时代的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网易等，从前靠民营经济起家、现在靠民营经济赶超的杭州，更能理解“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的重要论述。

11月9日，杭州召开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暨争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动员大会，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强调，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杭州作为先发地区，必须适应阶段性特征的变化，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加快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先发地区迎来了独特机遇。

11月10日，在2018年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带来一组数据：

2017年，杭州数字产业化规模0.23万亿元，占杭州GDP比重18.3%，显著高于全国7.4%的平均水平。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杭州的规模虽然有0.31万亿元，占GDP比重为24.9%，但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一点点。

刘多感慨：杭州具备数字经济的显著优势，产业数字化空间还很大。

这一优势和空间，杭州自身也注意到了。

这场聚焦“高质量”的动员会，分析了杭州争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三大机遇，其中就有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另外还有城市大发展带来的机遇、改革红利持续释放带来的机遇。

这些年来，杭州举办了G20杭州峰会等重大会议赛事，城市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杭州在金融体制、减税降费、市场准入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更大的空间、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视觉中国供图

着眼长远立足当下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民营经济现阶段确实遇到了融资难、销售难、经营难、投资难等困难。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立足长远，放眼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行稳致远。

抢抓机遇、变危为机，杭州争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适时推出了一套聚焦高质量的组合拳：

着眼长远，打造与世界名城相适应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动员会上，杭州一口气下发三个文件，主题分别是“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产业平台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杭州市发改委负责人说，这三个文件是近年来杭州“史无前例、最具含金量、最富有改革力度”的政策指导，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对标发达国家(地区)而制定。三个文件就是要放眼全球、立足长远，形成政策叠加效应，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杭州圈定了六个方面环境提升领域：从营造透明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开放便利的投资贸易环境、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充满活力的创业创新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舒适宜居的生态人文环境等方面发力，建立长效机制，打造与世界名城相适应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立足当下，救急解困，营造成本适宜的产业发展环境。

杭州着眼降低企业用地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大刀阔斧进行了系列改革，让企业可以轻松上阵。

只要信心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国家层面看，针对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现实问题，已经体现为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不仅是一颗“定心丸”，而且是一剂“强心剂”。

杭州争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营商环境，不仅给予了民营企业家极大温暖，更是为杭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下了一场“及时雨”。随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释放，广大民营企业将有更多获得感。

2018年11月11日，杭州某仓储物流基地。创造双十一的阿里巴巴，不仅是数字经济的杭州代表企业，也是民营经济的杭州代表企业。视觉中国供图

36家民企入围全国民企500强

民营经济活力依然澎湃

谈到浙江民营经济，你会想到了哪个地方？

《人民日报》10月25日刊载评论《穿越风雨，撑起中国经济“半壁江山》，其中写到，改革初期，温州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克服千难万险，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道尽千言万语”，凭着那么一股子不向困难低头的劲头，闯出一条发展活路。

人们提起杭州，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美丽的西湖、活跃的数字经济。事实上，在浙江乃至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家族”里，杭州闯出来的路，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营经济之于杭州，贡献实力、积淀精神、体现情怀，更孕育希望。

2017年，杭州生产总值达到12556亿元，占浙江全省的比重达到24.3%，其中民营经济7561亿元，在全省民营经济中的贡献为22.5%。

2018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杭州有36家企业入围，连续16次蝉联全国城市第一。

前不久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中，杭州有8位民营企业家榜上有名。

可以说，民营经济是杭州经济的“铁柱钢梁”，是杭州对外的“金字招牌”。

周江勇在动员会上感慨，杭州民营企业家依靠勤劳的双手，干别人不敢干的事、干别人不想干的事、干别人干不了的事，百折不挠始终坚守，行稳致远不断攀高，演绎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创业故事。

这番感慨不无来由。

今年5月14日，浙江省委常委周江勇任杭州市委书记后，在上任的一周内，他用两天时间，走访了马云、宗庆后、李书福、王水福、鲁伟鼎等民营企业家。进入11月，他又连续两次到民营经济重镇萧山走访。这既是向一批批具有家国情怀和强大实力的企业家致敬，向他们为杭州发展作出的贡献致敬，同时也是一次次关于民营经济的深入调研，把脉杭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大势，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找准方向。

当前，杭州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依旧澎湃。

杭州首次发布的新设小微企业活力指数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7年，杭州三年累计新设小微企业19.97万家，其中，2017年杭州市新增小微企业数达到84964家，同比2016年增加30.32%，呈较快增长趋势。

杭州民营经济不仅没有“离场”，而且还在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今年前三季度，杭州市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总值2353.6亿元，增长7.5%，占同期杭州外贸总值的60.5%。

数据背后，是阿里巴巴已成横跨多个领域的独特数字经济体；万向、吉利、恒逸等海外动作频频，在领域内成为领头羊；一直被标定为制作饮料企业的娃哈哈，推动网络化和智能化工程项目已有20年；西子航空接连为国产大飞机C919和全球最大水上飞机造舱门……不论是传统领域的“常青树”企业，还是相对年轻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都在向着更高质量的发展努力。

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随着民营经济的飞跃将更富有朝气。

最新的数据显示，杭州人才净流入率和海归人才净流入率均居全国第一，平均每天诞生602个市场主体和109个有效发明专利。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和有为青年，像老一辈企业那样，在杭州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他们接好接力棒、跑出加速度，为杭州城市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来源：浙江新闻 编辑：张瀚之）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了6年。很多年后，他在杭州G20工商峰会开幕式做主旨演讲时深情地说：“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这6年，在改革开放的浩荡历程中，恰是浙江前后20年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

2015年5月25日至27日，就任中央后的“老书记”习近平第一次重访浙江。他谆谆寄语浙江要再接再厉，“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40年，总是“走在前列”的浙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

即将走过的改革开放40年如同一场谁都无法预知答案的世纪“大考”，把浙江称之为这场“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其模范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片土地上贡献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数据，更在于其每时每刻所展现出的与旧思维迥异的改革新世界。很多情况下，活泼泼的改革新世界率先在浙江生发，进而绽放中国。浙江，乘着时代的大江大潮，站立于一路向前的“东方启动点”。

杭州奥体中心“莲花碗”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②︱一场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的胜利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启示③｜浙江“最骄傲”的是什么

弗·哈耶克在其1988年出版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人们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作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集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评点温州及浙江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杜润生进而断言，浙江的事实表明，在民众的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社会进步的一般性规律。

改革开放40年，作为领跑者，浙江的秘密就像哈耶克与杜润生所描绘的如下画卷：释放民间力量的精灵，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并最终汇聚而成如同浩荡钱塘大潮一般的自发扩展的秩序。

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

一

民间力量在浙江人烹制的财富大餐上的份量，已经是必须用“蔚为壮观”这样的字眼才足以形容了。

截至2017年，浙江民营企业在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达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上榜人数及财富总额、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私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等重要指标均居全国首位；国家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浙江一骑绝尘，连续19年上榜企业家数夺冠。

中国第一农民城龙港新貌

经济总额的占比与私人老板的数量，还不是彰显民间活力的全部舞台。在浙江，在几乎每一个角落，你都可以嗅到这股神奇能量的气息：

1984年，6300多户“有点钱”的乡下人集资2亿多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旁若无人地从昔日的滩涂上崛起；

1990年，很想“飞起来”的老板们掏出了占总投资额80%的9000万元真金白银，中国第一个以民间集资为主的温州机场建成首航；

2003年，浙江开建世界最长的杭州湾跨海大桥，17家民营企业组成的6家投资公司占股55%，启动了中国民间资本进入“国字号”大型基建项目的破冰之旅；

2005年，中国首条民资参股的干线铁路衢常铁路动工，浙江民营企业独家持股18.88%；

2017年，中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项目杭绍台铁路开工兴建，由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占股51%。

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如精灵翻飞，魔力无边。“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恰是对浙江民间力量稍显夸张却又精准传神的写照。

必须看到，民众的发展动力在浙江超乎想象的生发膨胀，并非人们预料之中的刻意的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前30年国家投资的严重匮乏、国有经济的脆弱与无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计划经济主流思想的相对淡漠，为浙江民间力量的率先夹缝求生创造了客观的“边区效应”。

十分幸运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各级政府对此给出的集体性姿态是默许和宽容。这一姿态的基本前提是，他们较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浙江民众日子很苦，政府可资运作的资源有限，放手让民众为家庭和家园摆脱贫困“各显神通、八仙过海”，这是实事求是的执政选择，也是必须具有的起码的政治良心。

于是，在浙江，改革开放回归了其应有的本源：改革的本质不是一场浮华的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运动，而是以千百万民众为主体的朴素的脱贫致富的伟大长征。

这样的回归对执政者来说是巨大的自我考验。它意味着摆正心态、放下身段，甚至放弃某些被长期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权力。这需要理性的光芒和可贵的勇气。当我们为民间力量的雄起欢呼时，真的不应忘记同样为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

有观察者曾将浙江一路走来坚韧不拔的民间力量形象地比喻为“老百姓经济”，很普通，很不起眼，但它分明是顺乎自然规律的产物。在市场力量的推手之下，聚沙成塔、滴水成河，蕴涵着、迸发着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即便是改革开放走到第四个10年，盲动的自发开始更多地让位于理性的自觉，社会经济的转型与提升需要政府更多的有效作为，浙江主政者依然坚信放活民间才是最好的出路。从倡导“店小二”精神、推行“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承诺“最多跑一次”，作为构建小政府大市场最为成功的省份，让民众及其身后市场的力量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理念，已经深深植根于这片大地。

二

通常用来形容浙江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七山一水二分田”。

有山、有水、有田，听上去很美。但真实的境况是：改革开放之初，全省人均耕地0.68亩，不足全国的一半，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其农作物产出仅够果腹；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人称“浙江到，汽车跳”。一个陆域面积10万平方公里的小省，从省城杭州驱车前往距离不过400多公里的边远山区县市，竟然需颠簸劳顿将近20个小时。

再看各类矿产资源，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名声最响的浙江北部国营长广煤矿也已于2007年因矿藏枯竭彻底关闭。据官方权威统计，如果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综合指数则为11.5，即相当于全国的11.5%，仅略高于上海及天津，居倒数第3位。

可怜的浙江！

然而，改革开放40年后，在浙江遍地开花的，却是令许多学者大跌眼镜的“零资源经济”奇迹：

地处水乡平原的嘉善县没有森林也不产木材，平地而起的数百家胶合板企业的年产量占全国市场三分之一，一个只有30多万本地人口的江南小县的生产能力，超过了世界胶合板传统强国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海宁市本地不出产一张毛皮，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年产皮衣上千万件；浙江最南端的苍南县与人参鹿茸毫不搭界，其县城灵溪镇竟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参茸集散中心，满大街用麻袋堆放的高中低档人参足以让所有到访者目瞪口呆。有数据显示，浙江500多个傲视全国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没有当地资源的依托，属于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青年时期的王均瑶

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唯一答案，是在浙江这片狭小的土地上，奔走着一大群人，一大群无拘无束的被解放的人。他们，才是浙江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印象中，浙江人体态瘦小，操着混杂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门说话。但是改革40年间，关于他们纵横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胆者”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无一省市可比——

25岁的苍南县农民供销员王均瑶心比天高，开出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班机航线。“胆大包天”从此成为一代浙江人敢于向既定命运挑战的绝版案例。

温州第一位下海官员叶康松，只身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不懂英文的他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叶康松逢人就掏出来一个劲比划，跌跌撞撞闯出一片天。

“汽车疯子”李书福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年中国还不允许私营资本涉足汽车领域，李书福根本拿不到生产牌照。“请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这位台州佬一番惊世骇俗的表白令前来视察的中央高官都为之动容。而不怕失败的背面蕴藏着的恰恰是成功的机会。

马云应该是浙江创业者中梦想最大、胆子也最大的传奇。他曾经凭借在西湖边和根本不认识的外国游客搭讪来学习英语；第一次去美国谈生意甚至被人绑架并软禁在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阿里巴巴刚开张的那天，手里只有50万元本钱的他却朗声宣布：“我们要建成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但是，马云赢了。

40年间，浙江英雄辈出。事实上，所谓英雄，如当年的农民供销员王均瑶者，本是乡间极草根的小人物，胆子很大，天地也就很大，一切因此变得皆有可能。更为关键的是，在浙江，像这样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无名氏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是千百万。

三

关于民营企业的率先突起，关于专业市场的率先发育，关于民间力量的率先勃发，关于互联网新经济的率先惊艳，所有关于浙江改革具有样本价值的现象解读，都将无一例外地回归于人的解放。

准确地说，在共同的全国性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发生于浙江的人的解放并不是一个被灌输、被教育的被动等待的过程。我们可以在大量事实中观察到，改革伊始，作为变革演进的主体力量之一，浙江的民营经济创业者、实践者80%是农民，80%只有初中以下文化，他们既不可能有直达京城的灵通消息，亦没有对玄奥高深的政策精神普遍优秀的领会能力。他们最原始的改革驱动力仅仅是为了让家人不再挨饿，让自己的后代远离贫困。怀揣着这一炙热的冲动，他们义无返顾地行动起来，并在普遍的市场经济的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

浙商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商业力量。图为2017年底第四届世界浙商大会召开。

具有浙江个性化特质的是，基于历史渊源积淀而成的地域广泛的迁徙与游商的传统习性，则为浙江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提供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费孝通在分析社会变革内在根源时曾认为，“社会变迁起于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非但使各个人能够见到不同的生活形式，而且使个人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正是在比其他省份人群更为频繁地“遭遇新环境，要求新应付”之中，浙江“人的解放”豁然洞开。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呈现的鲜活事实表明，人的解放必定会生发出财富的解放。换言之，如果没有人的解放而仅有财富的解放成为了改革的全部内涵，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改革是苍白且灰暗的。

我们在浙江看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情景是，被一场伟大的改革所解放的不仅是这片大地上的人们的手脚，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精神，以及他们自由的灵魂。

（来源：浙江新闻 编辑：张瀚之）

相继出台降税费、优服务等一系列“稳民企”政策“组合拳”，并对标世界银行标准，推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80条”新政的宁波，在11月12日下午，又召开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推动我省民营经济新发展、新飞跃的相关精神，进一步为民营企业的发展鼓劲加油。

民营经济是宁波经济的最大亮点。2017年，宁波民营经济总量达6400亿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宁波发展的主力军，贡献了全市80%的税收、约65%的GDP和出口、85%的就业岗位、95%以上的上市公司与高新技术企业。17家宁波企业跻身“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居全国城市第七位。

宁波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大会的召开，宣示了宁波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全力以赴为民营经济降本减负、松绑除障、排忧解难、撑腰鼓劲、引路指向，鼓励民营企业大力弘扬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矢志不渝创业创新，走在振兴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开放合作、造福社会前列的决心。

宁波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行动。宁波市经信委深入企业、项目和基层一线，开展“三服务”活动，“帮企享一策、为企解一难”，并承诺对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在分类处理后10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宁波市人社局积极落实降费政策，仅失业保险一项就为民营企业减负近17亿元。

在12日的大会上，宁波市发改委、经信委等10个部门和中基宁波等4家企业作了表态发言。“我们将在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积极有为、精准发力。”宁波市发改委主任胡奎表示，将在产业布局引领上发好力，着力拓展民企创新转型的平台空间；在项目谋划推进上发好力，着力优化民间投资项目的保障服务；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发好力，着力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政府在积极行动，给民营企业传递了信心，也激发了企业家的激情。“中央及地方密集提出和出台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精神及各项政策措施，大大提振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巨乐说，“我们继续保持创业创新的精神，做大做强各个板块，为宁波开放型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借力海外并购突破技术“天花板”的均胜电子董事长王剑锋表示：“均胜电子将更有信心迎着更安全、更智能、更环保的方向，在汽车电子领域做全球竞争新势力，做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

“今后我将更加专注打造世界领先地位的高精专企业，颠覆世界上现有的密封技术方式，做大高温高压流体管道及设备用新型连接器项目的产业。”本月初参加了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的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深有感触地说。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编辑：应红渊)

WFP驻华代表屈四喜：消除饥饿与贫困中国互联网大有可为

21世纪以来，互联网正在更加深刻地改造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1月8日上午，在“网络公益与扶贫：消除饥饿与贫困”分论坛上，WFP(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屈四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人类减贫事业提供了新路径。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17个目标中，消除贫困、消除饥饿排在TOP2。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摆脱饥饿与贫困，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夙愿。”屈四喜告诉记者，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WFP始终将消除饥饿和贫困作为使命，向饥饿人口提供粮食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灾害应对能力、改善营养状况。

然而面对一组数据，屈四喜却显得忧心忡忡：前不久，WFP等多家联合国机构联合发布《2018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近两年受极端天气与人为冲突影响，全球饥饿和营养缺乏人口数量连续递增。此刻，世界上仍有约10%的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超过7亿人的日常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当前世界减贫事业面临的形势依旧不容乐观，到2030年实现零贫困的任务仍然艰巨。”屈四喜说。

幸运的是，互联网的加入，为人类减贫事业开拓了新方向。屈四喜认为，网络能有效促进信息在城乡之间、贫富之间的有序流动，促进扶贫脱贫需求与社会帮扶资源的直接对接，进而缩小贫富数字鸿沟，促进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在WFP，信息网络技术赋予了我们从资源筹措到分配、从受益人确定到援助发放、从项目设计到活动实施、从日常监测到项目评价等各个方面更精准、更快捷、更有效的工作手段与方式。”屈四喜透露，目前WFP中国办公室正在通过一系列创新实践，与各地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合作，构建有效可信的平台和渠道，实现资源归集最大化、对接精准化、帮扶阳光化。

“改革开放40年成就了互连网在中国的发展，而互联网的兴盛促进了中国的辉煌。”在屈四喜看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如沐春风，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网络扶贫的特色之路。“在中国，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山沟里的孩子也能通过互联网接受优质教育。在公益与扶贫领域，中国互联网大有可为。”

这次来到乌镇，屈四喜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在上周，WFP与阿里巴巴达成合作，将借助阿里云技术力量建立一个全球饥饿监测系统，实现全球范围内救援数据的可视化，人道救援的预测与预警等。“阿里的云计算与大数据将改进我们当前的脆弱性分析监测系统，缩短紧急援助反应时间，优化项目运行、节约成本。”屈四喜说，WFP目前正在积极与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探讨推进电商营销、电子支付、数字物流等现代手段在扶贫开发活动中的推广使用。

屈四喜认为，在中国，不少互联网公益模式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他还特别点赞了中国的“在线众筹”。“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大众汇聚爱心的有效手段，在线筹款平台将社会爱心人士和贫困人口有效对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济困的滚滚洪流中来。”屈四喜举例，在今年的世界粮食日期间，WFP通过与美团筹款平台的合作，发动4万多名爱心网友捐出了40万人民币，成为美团平台上第一个筹款过十万的项目。仅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上通过公益宝贝产生捐赠的商家达到178万家，善款总额达2.46亿元，3.5亿买家支持，人均购买公益相关商品17次。

中国独具特色的网络扶贫模式，已经开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屈四喜介绍，在WFP与中国政府开展的南南合作中，电子商务是交流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培养发展中国家新一代农民带头人”创新工作不可或缺的内容。目前，WFP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信息所正在筹建南南合作在线知识交流和能力建设共享平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成功经验。

“同处一个地球，超过7亿人每晚都要饿着肚子睡去，但世界上1/3的粮食却正在被浪费。”采访最后，屈四喜呼吁，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从节约粮食做起，为消除饥饿与贫困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希望未来，WFP能与政府部门、企业届、科研机构、民间团体等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积极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为实现中国全面小康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不懈努力。

百度CEO李彦宏：互联网只是前菜未来属于人工智能

“如果说，互联网是前菜的话，人工智能就是主菜。”11月8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企业家高峰对话：新时代的数字经济”分论坛现场，百度CEO李彦宏对在场观众如是说道。

在他看来，过去的20年，是属于互联网的时代，而未来的30到50年，将会是人工智能的时代。“这两者是非常不同的。”李彦宏以百度近年来大力发展的“自动驾驶”为例子，“就比如，自动驾驶主要是靠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的，事实上，不论联网不联网，它都是要能运行的。”

李彦宏认为，将要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将不仅仅改变消费领域，各个2B的产业领域也将被彻底颠覆。“在工作中我发现，把过去互联网的套路、理念搬到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把做用户产品的方式放到服务产业等方面上，总感觉有劲儿使不上。”李彦宏坦言，抛开过去互联网的发展旧路，而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后，“和产业人士聊天的时候，就感觉共同语言多了起来。”

“今后，在人工智能时代里，改变各行各业的，会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需要我们不断去学习、思考和适应。”李彦宏说。

“人工智能将带来更多新的机会。”在李彦宏眼里，走过互联网时代，向人工智能时代转变，仍然有很多创新空间。“在应用层面，我对人机交互模式的发展非常看好。”李彦宏解释说，从过去普及的鼠标键盘，到如今遍布的触摸屏，再到未来将大行其道的语音对话，会是人们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的一大变化。“如果说三岁的孩子能通过触摸屏实现人机交互，那么未来一岁的孩子就能和机器语音交互。”他说，在不久的未来，语言会成为更自然、更便捷、门槛更低的人机交互方式。

美通社全球副总裁演讲时频说中文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我上世纪90年代被金融时报派到中国工作，过去30年我见证了中国巨大的发展。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为中国感到激动，也希望美通社未来有更多机会帮助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今天上午，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媒体变革与传播创新”论坛上，美通社全球副总裁柯佳时在发表演讲时“蹦”出一长段中文。虽然带点洋腔有时还一字一顿，但讲得特别深情，引发与会嘉宾和现场听众的掌声。

柯佳时带来了题为《全球新闻分发模式创新发展》的演讲。他说，20年前我们听收音机、看电视、读报纸都很简单，互联网问世后对新闻分发和消费模式带来了一场革命，使“游戏规则”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今天手机屏幕已是大家眼球的聚焦处了，将来屏幕会无处不在，你可以一边刮胡子，一边在镜子里看新闻。纽约主要报纸每天有1万篇文章，如果加上youtube、推特和facebook，每天有几十亿篇文章，所有新闻都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的。过去新闻是静止的，是单向的，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新闻。今天新闻在不同的媒介，对于不同的年龄段受众群，都可以进行定制化，而且不光是文字，还图文并茂，甚至有视频，这样能够让受众获得全面体验。

“用中文来讲就是：接地气。”讲着讲着，他又“切换”到了中文模式，引发现场又一阵会心的微笑。

至今，美通社已经有64年的发展历史，有42种语言的新闻，受众遍及170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与中国的合作也是越来越密切。正是在一次次交流合作中，他越来越了解中国、看好中国，为中国的快速发展由衷点赞。柯佳时介绍，在中国，美通社向不同受众群体发送新闻是定制化的，注重符合当地的习惯和要求。很多中国公司和政府部门会使用美通社的网络，把他们的新闻发送到世界，比如之前和杭州市旅游部门合作，通过一个名人到杭州来讲杭州的历史、旅游和文化，用一种新型动态的方式讲故事，而且运用了最新的技术讲述新闻。

“今天，我们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了解发送出去新闻的传播情况，怎样发送、发送多少次、有多少人看、有多少评论等。”柯佳时说，通过和数据库的比对就能知道每一个人在如何接收发送的新闻，也知道我们受众群体的组成，通过不断的改进，下一次就能够把新闻定制得更好，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柯佳时说，当下，社交媒体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新闻来源，也是很多假新闻的载体。在一项调查当中，80%的受众更加信任能够客观、真实报道事实的媒体。过去出现爆发性新闻的时候，谁最先报道出去谁就会获胜。今天你听到一个爆发性新闻之后先要去验证，确保百分之百是事实，然后再去发布，“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也是新闻人的心态变化。今天，准确性比抢第一更加重要了。

蚂蚁金服CEO井贤栋：科技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红利

11月8日早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小雨中进入了第二天的议程。乌镇气温骤降，大会却热度不减。上午八点半，“金融科技与信用社会建设”分论坛在西栅景区枕水酒店龙凤厅准时开始，蚂蚁金服董事长兼CEO井贤栋以“新科技、新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为题作了演讲。

演讲伊始，他便提出，金融科技要守正创新、正本清源，这个“正和本”就是要用科技方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在他看来，无数小微经营者构成了丰满实体经济最活跃的细胞群。“试想一位年轻人来到一个新的城市，要开启自己的创业旅程，首先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创业资金，而由于信用记录不够等种种原因，传统金融机构往往无法实现他们的需求。”他说，这就是小微经营者们一直面临的“贷款难、融资贵、融资繁”困境。而如今，这一困境已经可以通过网商银行推出的“310”模式(3分钟在线申请贷款，1秒钟完成审核放款，0人工干预)解决。

井贤栋透露，目前，网商银行及前身蚂蚁小贷已累计为超过1100万家小微经营者提供了超过2万亿的贷款支持，为460万农村小微经营者提供了4100亿元的贷款支持。“数字化技术让做生意变得更简单了。”

“一张小小的二维码让数字技术极致简化。”井贤栋说，针对线下服务业，支付宝和网商银行通过金融科技技术升级了服务模式，让众多小微商家只要通过一张码，就可以享受收款、营销、培训、资金管理、贷款、保险等多方面服务，“这就相当于，通过技术的力量，让过去请不起会计的小商家如今都有了免费的CFO、COO。”他透露，目前，已有5000万小微经营者通过支付宝平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免费医疗金保障。

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变革仍在进行中。井贤栋在演讲中透露，蚂蚁金服正在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供应链中“应收账款”的高效、可信流转，帮助供应链上的小微企业以更低成本、更便捷的方式获得融资，从而有效提升供应链协作、助力金融机构更有效地管理风险，以最终实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

在提及区块链技术时，井贤栋还特别介绍了蚂蚁区块链探索和打通的更多商业应用场景：过去半年，蚂蚁区块链还在香港和菲律宾上线全球首个区块链跨境汇款；在浙江上线全国首个区块链医疗电子票据；和上海华山医院推出全国首个区块链电子处方；和海南省政府携手落地全国首个区块链公积金存证；和杭州互联网法院携手上线全球首个司法链……而在即将到来的天猫双十一，支付宝也将为1.5亿跨境商品提供溯源，为它们配上区块链“身份证”。

“回顾对比以前的技术革命，它们要传播到其他地方，往往需要数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次的数字技术，从诞生到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只用了短短十几年。”在井贤栋看来，科技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他说，蚂蚁金服、支付宝将一如既往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携手更多合作伙伴，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江兴：在网络安全领域打造国之重器

正在乌镇参加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网络安全首席科学家、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邬江兴，接受了记者专访。

本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由邬江兴院士带领团队自主研制、十年磨一剑的“网络空间拟态防御成套设备和系统”全球首秀。指着展位屏幕上实时显示的国家电网浙江电力“拟态web网关”受攻击态势图，邬江兴院士说，“你看这个攻击源，它试图篡改网页，被我们拦截下来了”。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我们一定要在网络安全领域打造国之重器，创造核心技术。”邬江兴说，“对浙江来说，之江实验室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立志要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提供解决方案和产品技术，同时让浙江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技术的高峰、产业发展的高地。”

“数字经济越发达、信息化程度越高，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就越多。”邬江兴院士说，网络安全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挥之不去的梦魇，“第一，软硬件漏洞不可避免；第二，全球化态势之下，设计、制造、使用、维护、保障，长长的产业链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后门；第三，漏洞、后门无法彻查；第四，网络空间也无法给出严格的操作规范以及行为准则，包括精准、可靠的监管手段。”

怎么办？大自然启发了邬江兴。“变色龙、枯叶蝶、章鱼，都能够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进行伪装。我们就借鉴了生物学上的这种‘拟态’现象，建立了一套内生的安全机制，就像人体的免疫系统，能防御对未知漏洞、后门的攻击。”邬江兴院士解释说，拟态技术及其成套设备一改以往网络空间“亡羊补牢”的安全问题处理方式，通过让网络信息系统自身具备免疫力，从而颠覆当前网络空间“易攻难守”的不平衡态势，改变网络空间安全“游戏规则”，重塑网络空间安全新秩序。

有意思的是，在本次“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之江实验室的展位正对着来自俄罗斯的全球最大的私营网络安全公司之一——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展位，让此地颇有些“华山论剑”的氛围。“今年5月，来自俄罗斯的世界知名的‘白帽黑客’战队来攻击我们，结果也铩羽而归。”说到这里，邬江兴微微一笑，网络空间拟态防御技术系列产品的研制成功，能够从源头上为保障网络空间安全提供普适性技术与方法，为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新秩序、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提供完整的“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编辑：魏士丁)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11月7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迫切需要我们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习近平强调，世界各国虽然国情不同、互联网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现实挑战不同，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愿望相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利益相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需求相同。各国应该深化务实合作，以共进为动力、以共赢为目标，走出一条互信共治之路，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更具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希望大家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共同推动全球数字化发展，构建可持续的数字世界，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来源：新华网 编辑：张瀚之）

一脉相承常办常新。

大潮激荡，洪波涌起。今天，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水乡乌镇开幕。

四年来，世界互联网大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界的盛事，始终走在世界的前沿。在迈向第五个年头之际，大会求新、求变的脚步从未停歇。

主题之新——初心未改，引领潮流

五届峰会，五个主题，既有每届的新意，也有不变的初心。其中，共治、共享、携手共建、命运共同体等成为主题中的高频词。“共”的主题始终贯穿，“同”的初心始终未改。

“全球数字经济”“‘一带一路’信息化”“网络传播与社会责任”“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围绕互联网给世界发展带来的新命题，四年来，百场主题鲜明、各具特色的分论坛相继展开，一场场头脑风暴后是一次次思想共鸣。

本届峰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并设置创新发展、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美好生活和共同繁荣5个板块和19个分论坛。创新发展、网络安全、文化交流、民生福祉和国际合作等议题，都将是一次全新探讨。

内容之新——数字经济，搭建桥梁

乌镇峰会除了大会论坛，“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和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一直是众所关注的内容。

数字经济是峰会的焦点之一。今年，在峰会期间新增的一个板块，包括数字经济人才对接会，主要是为数字经济有关企业与专业人才提供面对面交流的平台。阿里巴巴、新华三、中电海康、之江实验室等135家数字经济企业和科研机构，发布人才需求目录，人才岗位超过680个，招聘需求人数超2220余人。

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大会、12场项目合作专题对接会，并首次举办直通乌镇总决赛、资本相亲会，搭建企业与资本合作的桥梁。

技术之新——科技汇聚，求新不断

从首届开始，乌镇就被称为世界前沿技术的“练兵场”。从“扫一扫”的移动支付，到“刷脸”代替检票；从“复制粘贴”完成3D打印，到直接将手语转换成语音的翻译手套……每年这个时候，来自世界各地最顶尖前沿的“黑科技”汇聚，争奇斗艳。

过去四届，总计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嘉宾参与乌镇峰会，微软、IBM、特斯拉、阿里巴巴、腾讯等6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展示了近2400项新产品和新技术。

本届峰会，新技术更是层出不穷。“宾智AI客房”没有前台、没有接待人员，客人通过线上预订并支付房费，到店后只需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过民宿门口的道闸入住。

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的主会场新增270度的环绕式大屏，从这里发布的互联网领先成果，观赏效果比以往大幅提升。还有十余个5G基站遍布乌镇角落，加速到来的5G时代，在峰会中也会给人带来更多期待。

成果之新——中国视角，世界前沿

历届乌镇峰会的成果，始终印证着，她走在世界的前沿。

2015年，《乌镇倡议》由31名大会高级别专家咨询委员提议发表，成为国际互联网发展和治理领域的重要成果，被誉为“互联网历史上的里程碑”；

2016年，峰会启动“乌镇进程”，为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中国视角与中国智慧；

2017年，峰会发布《乌镇展望》，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共识又迈进坚实一步……

从“倡议”到“进程”到“展望”，乌镇峰会已经越来越成为国与国、机构与机构之间扩大共识、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起点。

今年，乌镇峰会将继续着力聚焦世界互联网最新发展趋势，集中发布本年度全球互联网领域15项左右顶级领先科技成果，继续将大会打造成顶尖科技的汇聚地和风向标。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两大蓝皮书将继续发布，向世界量化展示中国各省区市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效和水平，并为评估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最新状况提供中国视角。

（来源：浙江24小时 编辑：张瀚之）